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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機之父—鐘兆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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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6-10-29 09:34:22  【打印此頁】  【關閉

        鐘兆琳,著名的電機學家、教育家,西安交通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兼職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創始人之一,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終身榮譽會員,中國電工技術學會榮譽會員。

        鐘兆琳是最早講授當時最先進、概念性最強并最難理解的《電機學》的中國教授,是中國第一臺交流發電機與電動機的研制者。鐘先生為中國的電機事業服務了60余年,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電機學、信息學方面的人才,被譽為“中國電機之父”。


品學兼優的愛國赤子

        1901年8月23日,鐘兆琳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市新市鎮。1914年,年僅13歲的鐘兆琳進入了著名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附屬中學讀書。附中采用了西方教育方法,所以鐘兆琳在4年的中學階段,受到了近乎現代的教育,為他日后的事業奠定了基礎。1918年,鐘兆琳進入南洋公學電機科。在校期間,他學業優良,熱心學生活動。可是,這樣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大學生涯也經歷了一些坎坷:因病休學1年,且被校長開除過一次,差點畢不了業。

        事情發生在大四那年。1923年3月,代理教務長張廷金因整頓教務,開除了4名成績不良的“加塞兒”學生,損害了校長盧炳固的利益而被迫辭職,引發了學生的“驅盧風潮”。性情耿直的鐘兆琳首當其沖。盧簽發通告懲辦此次風潮的首要分子。鐘兆琳與楊立惠、柴志明等9名學生遭開除。在全校師生的不懈斗爭下,此次風潮以盧被撤職而告終。繼任校長陳杜衡剛剛到任就收到470名學生的聯名信函,為被開除學生鳴不平。信函稱:要求撤換校長是“各本良心主張,完全出茲自動,絕無所謂為首九人”,且這9名同學“平日學業操行,素為同學所欽佩,中途輟學,良深惋惜,因公受屈,尤為不平”。陳校長將事件經過據實呈報交通部,并鄭重聲明“本校長特準楊立惠等仍照常上課”。最終,鐘兆琳順利畢業,且獲得了“老山德培獎學金”。1923年,鐘兆琳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任上海滬江大學數學教師。

        1924年,鐘兆琳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師從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卡拉比托夫發現鐘兆琳的數學考試幾乎總是第一名。一位比鐘兆琳年級還高的美國學生,數學考試常常不及格,竟然請鐘兆琳去當其小老師。鐘兆琳的學位論文也深為導師所欣賞。所以,卡拉比托夫經常以鐘兆琳的成績和才能來勉勵其他學生。1926年春,鐘兆琳獲得康奈爾大學電機工程碩士學位。經導師推薦,他到美國西屋電氣公司當工程師。1927年,交通大學電機科科長張廷璽向鐘兆琳發出邀請,希望他到交通大學電機科任教。當時正值鐘兆琳在美國春風得意、事業鵬舉、生活優裕之時,激蕩的愛國之心使他毅然扔下一切,立即回國。鐘兆琳將回國從教一事寫信告訴了他的導師。卡拉比托夫非常支持他的選擇,并在復信中說:“You are a teacher by nature”。

電機工程專家鐘兆琳

天才型的電機工程教育家

        鐘兆琳回國后,擔任交通大學電機科教授,主講《電機工程》并主持電機實驗課程。20世紀30年代初,一直擔綱《交流電機》主講的美籍教授西門教授離校,鐘兆琳接手。他是第一位講授當時被認為最先進、概念性極強、最難理解的《電機學》的中國教授。

        抗戰前,像鐘先生這樣出類拔萃的教授很少,所以他還兼任浙江大學教授,每周去杭州1次,主講《交流電機》。鐘先生講授課程的教材、講義、實驗指導書、補充教材等均由他用英文編著而成。這些教案他嫻熟于胸,上課幾乎不用講稿。鐘先生講課循循善誘,形象生動,深入淺出,妙趣橫生,概念清晰,重點突出。他對基礎理論和基本概念,特別是較難理解的概念,總是不厭其煩地反復詳解。他還從不同角度進行講解,使學生能對重點內容融匯貫通、舉一反三。他非常重視把高度抽象、枯燥的課程講得十分具體形象。《電機學》中的一些概念很難懂,比如主磁通與漏磁通,但經他一講解,你就能豁然開朗。他說:主磁通是匝連一次、二次繞組的磁通,而漏磁通則是只匝連一個繞組的磁通。漏磁通只是自我匝連,它自私自利。我們共產黨員要做主磁通,要聯系群眾,互相匝連,決不能只顧自己,不管他人。

        鐘先生堅持“好實踐、惡空談”的教學思想。他深諳制造工藝,長期擔任多個工廠、公司的工程師、顧問與董事,實踐經驗非常豐富。他講課時,不僅講理論,而且還介紹生產經驗。所以交大、浙大凡是聽過他講課的學生,無不稱贊他理論嚴格、系統、扎實,而且重視理論聯系實際。他認真負責的態度,引人入勝的啟發式教學方法,贏得了學生們的一致好評。其學生錢學森院士幾十年后還贊揚鐘先生和另一位交大教授陳石英“都非常重視理論根底”,使他后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及工作時也都用“理”去解決“工”中出現的新問題,鐘先生的教誨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使他受用了一輩子。

        鐘先生非常尊重學生。他經常利用課堂提問幫助學生回顧重點。當學生回答還不夠時,通常會再請一位學生補充:“你看他(指前面的同學)回答得對不對?”學生回答完畢后,他便說:“你們的回答都很好,我再補充一點……”。他喜歡用“Mr.”來稱呼這些半大孩子,使學生們有受尊重的感覺。提問時鐘先生會注意學生們的眼神,選擇那些急于表達的學生,并不會令尚在疑惑中的學生感到尷尬。交大以考試測驗繁多而著稱。鐘先生也不例外。他經常進行小測驗,在下課前5分鐘才發卷子,只考1道題,根據平常印象調整學生的分數。當時只有他才能這么做,其他老師就不行,因為鐘先生在學生中的威望很高,學生信服他。鐘先生把講課當成頭等重要的工作,即使當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后,只要有課,他仍堅持上課,開會可以請假。

        鐘先生為人隨和幽默,學生們非常喜歡他,將他視為良師益友。有些頑皮的學生遇到不懂的問題時,有時不看書逕直去請教,他從不推卻,一樣認真講解。1929年3月,鐘先生喜得貴子,學生刊物《交大日刊》上立即登出消息:“鐘兆琳本月19日誕生一麟,啼聲雄壯,肥碩異常兒。電四同學偵得,每當上課之時,輒聞討索紅蛋之聲不絕于耳。據鐘先生云,師母尚需休養數日,家內乏人主持,一星期后即備大批紅蛋,廣贈諸同學。且擬于彌月之期大張湯餅之筵。”由此可見,鐘先生與學生之間的情誼真的非同一般。

        新中國成立后,鐘先生高興萬分。他雖然對共產黨還不是十分了解,但從解放軍在上海的嚴明紀律、清廉作風和對教育的重視上,他意識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政黨。因而當交大黨組織請他繼續擔任電機系主任時,他愉快地接受并表示:一定做得更好,為新中國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由于學校迅速擴招,為了了解學生的具體情況,他逐一檢閱了學生檔案,無論在哪個班級上課,都能準確叫出學生姓名,說出該生的家庭情況及父名。甚至時隔多年后,他仍能叫出學生名字,說出畢業年份。為了改進教學,他向組織建議:“①直觀教材極能增加學生之了解能力,擬收集直觀教材方面的資料;②工業生與學校必須密切合作,俾得順利的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對此事我擬作多方面的考察;③電機的試驗方法我亦擬多加時間研究,因為我感覺國內生產工廠試驗設備太缺乏,太不注意,必須積極地加以改進。”此建議已涉及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工業發展要以科學和教育的發展為前導這一辯證命題。


有骨氣的民主教授

        1942年,汪精衛政府“接收”了交大,鐘先生拍案而起,宣布退出汪偽的“交大”。為了維持生計,他去當家庭教師,在新聞報館擔任中學生輔導工作,在紗廠當技術顧問,生活非常艱辛。但他不畏賣國賊的恐嚇,不為利誘所動,堅持不替汪偽政權做事。1945年抗戰勝利,鐘先生非常激動,他高興地回到了交大。這時,國民黨政府稱抗戰時留在上海未去重慶的學生為“偽學生”,予以歧視。鐘先生卻堅持從重慶來的學生和上海的學生一起上課,一視同仁,并做工作消除彼此的歧見,維持了學生之間的團結。

        解放戰爭期間,交大是著名的民主壁壘,鐘先生同情和支持民主運動,常常發表言論抨擊國民黨政府的黑暗、腐敗和不民主,成為著名的民主教授。期間,鐘先生經其舅父俞寰澄(民建中央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及楊衛玉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解放前夕,美國有的大學給鐘先生寄來聘書,國民黨政府也想邀請這位著名教授去臺灣,但鐘先生皆不為所動,一面積極參加護校迎接解放,一面繼續擔任系主任,多方保護和營救進步學生。


帶頭西遷、執教西安交大

        1954年,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內遷西安。鐘先生對此非常贊成并積極支持。1956年搬遷時,周恩來總理提出,鐘先生年齡較大,身體不好,夫人又臥病在床,可以留在上海。但他表示:“上海經過許多年發展,西安無法和上海相比,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到西安辦校扎根,獻身于開發共和國的西部”,“共和國的西部像當年美國的西部一樣需要開發。如果從交大本身講,從個人生活條件講,或許留在上海有某種好處。但從國家考慮,應當遷到西安,當初校務委員會開會表決時我是舉手贊成了的,大學教師是高層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他踴躍報名,賣掉了上海住宅,把癱瘓在床的夫人安頓在上海,由小女侍奉,自己孤身一人第一批到了西安。他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勵著電機系及交大的許多師生,為交大的順利西遷作出了貢獻。

        學校剛遷到西安時,條件十分簡陋,下雨天道路泥濘不堪,生活極為不便。年近花甲又患多種慢性病的鐘先生,孤身一人,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但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他第一個到教室給學生上課。那時學校沒有實驗室,整個西安也難以找到一個像樣的電機廠。但作為系主任的他,事必躬親,迎難而上,勤勤懇懇,腳踏實地,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在他的建議下,西安交通大學電機系增添了電機制造方面的設備,建立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電機制造實驗室,使西安交大電機系成為了國內基礎雄厚,條件較好,規模較大,設備較完善的電機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學校組織了“721”電機試點班,招收工農兵學生。那時鐘先生所受的不白之冤尚未平反昭雪,“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對毛主席”的帽子尚未摘除,被剝奪的講課資格尚未恢復,可他依然念茲在茲,想著要為這些學生傳授知識、輔導功課、介紹學習方法。他想方設法讓每一位“721”學員都能聽得懂、學得進。每當他拄著拐杖走進學生宿舍時,大家都非常激動。那時學生經常要到工廠參加勞動,鐘先生也跟著去。1971年冬,一部分同學到離學校10公里外的灞橋熱電廠實習,鐘先生和同學們一起住在廠里,周六回家拿點東西,周日就趕回班級。某個星期天下了大雪,同學們估摸著鐘老師來不了了。大家正說著時,卻見他身穿破大衣,滿身泥雪,跌跌撞撞地撲進門來。看著他那上氣不接下氣的狼狽樣子,同學們驚呆了,真不敢想象這一段泥濘不堪的路他是怎么走過來的。同學們都紛紛上去攙扶這位年逾七旬的老“輔導教師”。1973年,鐘先生因胃出血在上海動手術,胃大部分被切除。此時又發現他還患有癌癥,因而留在上海治療。1978年,鐘先生得到徹底平反。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又一次毅然返回西安。

        鐘先生懂英文、俄文、日文、法文。英文尤其純熟。他講一口浙江官話,說快了或者急了,一時找不到合適詞匯表達時,就會情不自禁地冒出英語短句來。他一直很重視學生的英語水平,主張選一兩門課用英語授課,認為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必要措施。

        西安交大初創時,正逢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工作、生活都有不少困難,有的人情緒較低落,而鐘先生卻豁達樂觀,他一次次給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并為他們朗誦《畢業歌》的歌詞,還高唱一曲,藉以激勵大家奮發圖強。當他得知一位青年教師因失戀而處于極度痛苦時,就主動為其介紹了一位醫生作朋友,并約請二位與他一起到咖啡廳相互認識、談心。事后又真誠地與這位青年教師促膝談心,并風趣地說:我們在用科技知識解決工程問題時,可以有多條路可走,但在戀愛問題上,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沒有中間道路可走的。對鐘先生的這種簡明透徹的教導和關懷,這位教師至今還記憶猶新,感激不已。可以說,鐘先生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鐘先生一生教過多少學生恐怕很難說出準確數字。交大電機系每一屆學生的三四年級課程他幾乎都教過。年輕時的鐘兆琳英俊帥氣,在課堂上講課時,沉穩而又熱情洋溢,使聽者無不為其風采傾倒。他以“天才教師”的魅力,引領著學生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上奔馳,把一屆屆學生培養成祖國電機、信息領域的骨干。褚應璜、丁舜年、張煦、張鐘俊、羅沛霖、吳祖塏、屠善澄、汪耕、朱英浩、唐任遠等成為了兩院院士,田炳耕是美國兩院院士,王安是美國王安電腦公司創始人,有兩位將軍張良起和傅備篪出自他的門下。改革開放后,旅居海外的交大學子紛紛回國,鐘先生是他們最想尋訪探望的老師。而鐘先生與錢學森、江澤民的師生情誼,一位教授門下出兩位主席(一位科協主席,一位國家主席),更是廣為人知,傳為佳話。

        錢學森多次談及鐘先生對自己的教誨。他曾這樣寫道:“在交大,非常感激兩位把嚴密的科學理論與工程實際相結合起來的老師,一位是工程熱力系教授陳石英,一位是電機工程教授鐘兆琳。”為感念恩師,鐘先生百年誕辰時,年屆九旬的錢學森還親筆致函母校西安交通大學。


中國電機工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20世紀20年代以前,中國基本上沒有搞電機的人才,一些工業用電機,連技術人員都來自西方國家。隨著一批批中國學子由學校走上民族工業企業,中國才開始有自己的電機工業。鐘先生不僅以其出眾的教學才能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而且身體力行,將教學與民族工業的發展結合起來,為民族電機工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32年初,鐘先生說服華生電扇廠總工程師楊濟川制造他設計的分列芯式電流互感器和頻率表、同步指示器、動鐵式頻率表等,均取得成功。隨后受總經理葉友才的聘請,他成為了華生電扇廠兼職工程師。1933年,他說服華生電扇廠買下南翔電燈廠,并介紹其助教褚應璜(中科院院士)進廠工作,和他一起設計制造交流發電機,再由新中動力機器廠制造柴油機與其配套,組成一個發電系統。中國的電機工業從此真正開始。

        1934年初,鐘先生又說服由漢口到上海來的實業家周錦水先生,與華生電扇廠合作開辦華成電動機廠,而且他還帶領自己的9位學生和助教自行設計制造電動機,他擔任技術指導,指導解決制造過程中的關鍵技術問題,使發電機、電動機等制造業都發展起來。在鐘兆琳的指導和參與下,中國第一臺交流發電機和電動機誕生了。

        鐘先生還親自培訓廠里的工人掌握技術,使這些工廠不僅成為民族電機工業的濫觴,同時又成為交大學生參觀、實驗、實習的場所。他常帶學生到這些工廠去學習、實踐,并介紹推薦很多畢業生到國營、民營的民族企業工作。為了能經常下廠,便于在學校和工廠之間奔波,他還買了一部小汽車,以車代步。


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的教授

        鐘先生敢講真話、堅持真理、不畏強暴、胸襟坦蕩、正氣凜然。一次,有人在給他整理的材料中寫了這樣一段話:“鐘兆琳在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教育他要開發大西北,所以他從小就立下了開發大西北的宏愿。”他看后認真地說:“不是這么回事。我父親有肺病,在江浙一帶潮濕的地方,他的病總不好,后來有一次,和邵力子先生去西北,在西北干燥的氣候里,我父親的肺病就減輕不少。所以他曾對我講:我的病適合到西北去,你們將來和我到西北去吧!”鐘先生非常關心和愛護學生,甚至不惜挑戰蘇聯權威。中蘇關系破裂前,大學用的是蘇聯教材。教材中的符號比較混亂,常常是一個符號代表幾種意思,一種意思由幾個符號表示。鐘先生對此極為不滿,為此他居然去考了時任交大校長顧問的蘇聯著名的電力拖動專家。一天,他在課堂上說:昨天晚上我考了蘇聯專家,他回答不出來。在那向蘇聯一邊倒的年代里,公開非議蘇聯專家就可以被上綱到“反蘇”的高度,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在1957年的反右斗爭中,因言及蘇聯在中國的不良行為而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也為數不少,不僅自己受盡折磨,還株連“九族”。

        1957年9月,交大電機系100余人在恭綽館聆聽系主任鐘先生宣布畢業工作情況。隨后他將工作分配單分發給每一位同學。最后他不無遺憾地、極為溫和地說:“我們系里有4位同學因為有點原因尚不能在今天宣布”。在他平和的口氣中表現出了一種人性的同情,同時也流露出一種無奈。在那轟轟烈烈、腥風血雨的反右斗爭年代,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氛圍中,他依然稱當時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學生為“4位同學”,實在難能可貴。

        1962年,鐘先生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在小組會發言中,他坦誠地提到勤儉建國問題。在議及有些國企浪費現象嚴重、管理不善時,他很有感觸地說:解放前我和民族資本家聯系較多,我認為民族資本家精打細算辦實業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種遠見卓識現在看來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可是要在當時的會議上講出來,是要有點勇氣的。

        文化大革命中,鐘先生受到了嚴重迫害和摧殘,挨批斗,受折磨,吃盡苦頭,甚至被打斷了兩根肋骨。原因是他是學術上的權威,同時他在個人迷信盛行的當口,不怯邪,講真話。他公開明言:“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我想不通。一句話就是一句話,怎么能頂一萬句?”為此,他被扣上了“反對毛主席”的罪名。當時,“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這些人不是受批斗就是挨棍棒,甚至坐牢殺頭。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替劉少奇、彭德懷以及交大黨委書記彭康說話。認為“劉少奇、彭德懷沒有重大錯誤。彭康也不能說有重大錯誤。”他的錚錚鐵骨,連當時的造反派也無可奈何。他被編到“學習班”受“全面專政”,造反派要他老老實實低頭認罪。他卻一本正經地說:“我知道這次運動我會成為重點,但是不應該把我的肋骨打斷。毛主席沒有讓你們武斗我嘛!你們不該逼供嘛!”。可是在那沒有人性、沒有法度的年代里,哪里還有理可辯!像鐘先生這樣的愛說實話的人,躲過了“反右”一劫,卻逃不脫文化大革命的厄運。但中華民族的振興非常需要實事求是,需要講真話、辦實事。


建言獻策,心系大西北

        鐘先生一生視教書育人為天職,同時也沒有忘記建設大西北,造福于西北人民的“匹夫之責”。

        1963年10月,鐘先生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電機學會理事會會議,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于10月10日親切地接見了與會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鐘先生深受鼓舞,增添了信心和干勁。他回到學校后,帶領同學們實習、考察,足跡遍及陜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地。

        20世紀80年代初,西安交大有一位同志去新疆開會回來,鐘先生饒有興趣地聽了他對新疆和沿途情況的詳細介紹。后來,已80歲高齡的他還不辭辛苦地到新疆、甘肅等地進行考察,還想著學習維吾爾語,好為新疆人民服務。晚年時,他已有了建設大西北的具體設想,比如在黃河上游筑壩,中下游建橋;增修西安經延安到包頭至蒙、蘇的國際鐵路;修西安過秦嶺到安康、重慶的鐵路;修西安經商洛到南陽連接京廣線的鐵路;修西安到銀川的鐵路,等等。他認為,鐵路建起來了,就會帶來物質文明;生產發展了,經濟上去了,進而也會有精神文明了。所幸的是,鐘先生當年的設想,現在幾乎都實現了。鐘先生不僅為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與西北的人民和當地的建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直到臨終時,出生于浙江的他,還囑咐兒子把他的骨灰安放在西安。


淡泊明志,心懷桑梓

        鐘先生不僅為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貢獻,在發展中等教育方面也有建樹。1954年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間,他視察上海辛莊地區時發現那里沒有一所像樣的中學,于是向市人大提案建中學。市人大接受了提案,并于1957年建立了辛莊中學。2007年,該校成立50周年之際,特意制作了有創建人鐘兆琳先生肖像的水晶座,以示紀念。

        鐘先生無煙酒之好,惡奢侈之糜,艱苦樸素,淡泊人生,堪為模范。他家里只有1臺小型黑白電視機,沒什么新家具。他身穿藏青色的人民裝,頭戴藍灰色的干部帽,足蹬黑平布小圓口布鞋,破舊衣服自己縫補,乍看像一位老農。他與青年教工同桌吃飯,談笑自如,安貧樂道。他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格,經常教育他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事業為重,當志在四方。”其子女現在都已年屆花甲,沒有一個染煙酒習慣,而且都愛勞動和勤儉節約。長子鐘萬勱為西安交通大學副教授,次子鐘萬勰為大連理工大學教授、工程力學和計算力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耄耋之年的鐘先生,總想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做點事。比如,加強與海外親屬、校友的聯系,勉勵大家為祖國的建設和統一大業做貢獻。他曾將自己的希望錄音下來,托人捎給海外校友。1982年夏,當美洲校友子女到西安交大學習漢語時,他還親自接待他們,并為他們講解“飲水思源”的深遠涵義。

        鐘先生最大的愛好是圍棋。他經常找學友兼棋友的金愨教授對奕。在抗日大后方,他們以棋明志,相互鼓勵,克服困難。抗戰勝利后,棋藝高超的陳大燮教授(中國熱力工程學先驅、西安交通大學教授)來到交大,鐘先生和陳教授又由棋友發展成為好友。直到晚年,鐘先生住院期間圍棋仍不離身,一有機會就和人對奕。贏了,便高興得如孩子一樣。

        1985年,鐘先生罹患癌癥到上海醫治。1990年4月4日,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1990年3月22日,鐘先生在病重之際還不忘為教育后人做點事。其遺言這樣寫道:“本人自從1923年投身教育已有60余年,一生為中華民族的教育、科技與人才培養以及工業化而努力……。我愿將我工資積蓄的主要部分貢獻出來,建立教育基金會,獎勵后學,促進我國教育事業,以遂我畢生所愿……。祝祖國繁榮昌盛。”他逝世后,其子女遵囑將他積蓄的2萬元工資贈予學校,西安交通大學以此設立了“鐘兆琳獎學金”。

鐘兆琳教授

電機之父,后世楷模

        鐘兆琳先生高尚的人格、強烈的愛國心,信守誠諾的品質,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每一個人;他身上體現出來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崇高民族氣節,嶙嶙傲骨、光明磊落、淡泊人生、正氣凜然的高貴品質,治學嚴謹、誨人不倦、正直坦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是我們后輩學習的楷模。鐘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執著于教育事業;一生實事求是、追求真理、堅持講真話的大無畏精神,在當今社會更是彌足珍貴,更讓人敬佩不已。鐘兆琳是不可多得的一流教育家,他為中國的電機事業奮斗了一生,為民族電機制造業的開創和發展、為我國電機工程人才的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鐘兆琳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電機之父。

        今天,為了紀念電機之父,為了教育后世學子,西安交通大學決定將老先生辛勤耕耘一生的電機制造實驗室更名為“鐘兆琳電機工程實驗室”。

鐘兆琳電機工程實驗室

鐘兆琳檔案

1901.8.23 

出生于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

1923-1924

上海滬江大學數學教員

1926-1927

美國WestingHouse電機制造廠工作

1927-1942

交通大學電機系副教授、教授

1933-1937

兼任華生電機廠工程顧問

1943-1944

上海新聞報館理工學生輔導工作

1944-1945

上海中華工程建設公司工程部經理

1945-1956

交通大學教授,臨時大學教務長

1946-1956

交通大學電機系主任

1956-1957

隨交大西遷,任西安交通大學電機系主任、教授

1957-1990

西安交通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學委員會副主任

1990.4.4   

逝世于上海


標簽:   鐘兆琳 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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